西周、春秋時人做了不少四言詩，草擬了貴族間各種禮儀的節目單或細則；還有周人用蓍草占卦的卦辭、爻辭；春秋時諸侯國按年月日寫下來的大事記即“春秋”或“史記”。這些，都歸祝、史們掌管。其中除大事記是后來史書的雛形外，其余所有的仍都沒有編成書，只能算檔案，或稱之為文獻。到春秋末戰國初，學術文化從祝、史手里解放出來，孔子以及戰國時的學者才把積累的檔案文獻編成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等教材，作哲理化的講解。這些教材叫做“經”，講解經的記錄編寫后叫做“傳”或“說”，經、傳、說以外的記載叫做“記”。
珍本與善本的界定，歷來為版本鑒定學者所爭論。宋效先老師曾在1987年發表論文指出：“珍本是比較稀見或比較珍貴之本，善本是凡內容有用，流傳稀少，校刻精良，具有文物、學術或藝術價值之本。”而在李致忠老師的觀點中認為：在西方人的觀念里和詞匯中，“善本”就是珍貴的、值錢的、罕見的傳本，這實際上是以“珍本”概念替代了“善本”的含義。
時代久遠，傳世孤罕的書籍，自然珍貴。甚至雖有明顯的文字訛脫，反被視為珍貴版本，這在古今中外都有實例可舉。本來“珍”并不等于“善”，罕見的東西并不一定真好，可是誰也不會把珍貴的東西視若糞土。這就在實際上把“珍”、“善”合流了。彭令先生認為，從廣義的角度說，凡是有利于國家有利于人民的古籍精品，都應視為珍本；珍本與善本的核心價值都是文獻價值，文物價值為基礎，文物價值主要是在確定古籍的真贗、年代、版本的基礎上得出的，藝術價值對于古籍來說是形式。文物價值、文獻價值與藝術價值都高的古籍，無疑是善本；有時候，對于某種價值特別突出的古籍，也應視為善本。
所謂通釋語義的專著，是對隨文釋義的注疏說的。兩者都是釋義的書，但所釋的義和釋義的方法卻都有些不同。后者所釋的義被局限在某種語言環境中，即只是某一詞語在某一書或某一句中的意義，它和這個詞語在別的書或別的句中的含義一定相同。就釋義的方法來說，注疏的釋義是隨文而釋，不必考慮這個詞語在別的書或別的句中所含的各種不同的意義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