珍本與善本的界定，歷來為版本鑒定學者所爭論。宋效先老師曾在1987年發表論文指出：“珍本是比較稀見或比較珍貴之本，善本是凡內容有用，流傳稀少，校刻精良，具有文物、學術或藝術價值之本。”而在李致忠老師的觀點中認為：在西方人的觀念里和詞匯中，“善本”就是珍貴的、值錢的、罕見的傳本，這實際上是以“珍本”概念替代了“善本”的含義。
中國歷史一般從有史以來到1840年鴉片戰爭之前算作古代史。鴉片戰爭以后，中國封建社會在外國資本主義侵略下，逐漸變成半殖民地、半封建社會，所以1840年以后的歷史就劃入近代史。但社會性質的變化，并不意味著學術文化馬上統統起根本性的變化。從1840年到辛亥革命清朝統治結束的七十年間，新撰寫的書籍中，絕大部分的內容或形式都和前此的古籍沒有多少不同。
通釋語義的專著在我國是很多的，按其內容看可分為專釋語義、音義兼注、形音義合解三大類。此種專著中多為工具書。從一部古書中挖掘出更多的精華，為后人易讀易懂，是歷代學者所付出的辛勤勞動。古人曾說，著書難，注書更難。因為注釋者必須對一字一事追本溯源，多方考察，具有博大精深的學識，飽覽群書的閱歷，探微究疑的鉆研精神。他們所費的功夫要超出作者好幾倍，有的為此傾注了畢生的精力。酈道元為注《水經》，跋山涉水、考異辨難，訂正訛誤，使《水經》這部書煥然生色，而《水經注》本身也成為規模更為宏大的科學著作，這已經超出注釋的范圍了。
隨文釋義的注疏向來有很多名稱，初叫做“傳”，叫做“說”，“解”，也稱為“詁”“訓”，后來又有 “箋”、“注”、“詮”、“述”、“學”、“訂”、“校”、“考”、“證”、“微”、“隱”、“疑”、“義”、“疏”，“音義”“章句”等別名。
這些名稱有的名異實同，有的意義微殊，有的互相結合，成為新的名稱，如“訓詁”“詁訓”“解詁”“校注”“義疏”“疏證”等，其用途各不相同。
